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下简称新《路法》）从5月1日正式“上路”以来，距今已4月有余，面对车如流水马如龙，更兼行人如织的交通现状，这部被诩之为凸显人文关怀、对权力实行制约、对生命极度尊重等六大看点的新《路法》，是否确如立法原意，彰显了其先进性。
    
　　案件回放
　　“五一”长假刚过，定海区法院受理了农妇干申女（化名）和其三名子女状告舟山市某汽车公司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原告诉称，2003年11月2日，被告驾驶员胡某，驾驶属被告所有的出租车从小沙镇驶往定海城区，在途中，把正在行走的原告亲属李某刮倒在地，造成李某重伤，并致死亡。2003年11月21日，舟山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认为驾驶员胡某在驾车时对行人动态观察不细，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李某因未靠路边行走，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干申女一家从交警部门领取了赔偿金15000元，余款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五一”过后第一天，干申女率其子女起诉至法院，要求汽车出租公司合计赔偿各项金额133008．80元。7月22日，定海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舟山市某汽车出租公司赔偿原告干申女一家因李某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1264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计人民币141404元，扣除已支付的15000元，尚需支付126404元。对此判决，双方都没有上诉。
　　法官面临审判困局
　　在大量的交通损害赔偿诉讼面前，法官们最感头疼的是，在法律适用上面临困局。其中最让他们觉得为难的，就是新《路法》及其《实施条例》、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有关“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赔偿标准差异较大，传统的区分标准在现实面前难以自圆其说。按照浙江省的统计数据，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为例，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为13180×20年，达到263600元，而农村居民只有5431×20年，为108620元，两者数额相差悬殊。以干申女诉讼案为例，我们不妨将城乡赔偿数额作一比照：1、死亡赔偿金：差额154980元。2、被抚养人生活费：新《路法》是按所在地平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20年；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58周岁的干申女据此可以获赔21435元。但如果干申女是城镇居民，她则可以获得赔款48565元（已扣除其丈夫和三个子女应承担的义务），二者相差27130元。从上述2项看，干申女一家如是城镇居民，则可多赔偿182110元。故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确定受偿方身份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必将成为当事人争讼的焦点。
　　有关法律专家指出，多年以来，我省一直来实施的以户籍管理作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划分标准，目前已经出现变化和松动，这一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和操作，且与立法保护人权的本意相冲突。从舟山市的实际来看，尚存在蓝印户口、失土农民、失渔渔民，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民等，如何划分让法官左右为难。
　　法律权贵化——城乡不同版本？
　　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每天有300人丧生车祸。2003年近86000条生命是被违章的机动车驾驶员夺走的。法院的公正裁判，理所当然成为受害方利益救济的最大期待，大量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成为当前民事诉讼的热点。但较之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来说，法律特别是作为成文法的滞后性，永远是法治的局限所在，绝对的正义只能是法治的阶段性目标。作为一部与时代接轨，凸现人文特色的新法，在广受赞誉的同时，在有关赔偿主体的划分上，新《路法》却存在明显的视角偏差。在传统的户籍管理模式逐渐淡出视线，农村城镇走向合一的现实状态下，再将赔偿主体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种划分是否真能体现法律应有的公正、正义的本旨，体现对公民的一体关怀？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呈现加速态势。不少农民进城务工，甚至举家迁往城里，他们正经历着由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角色向现代市民角色转换的过程，有的已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农民身份；成为城市居民，有的虽然还是农业户口，但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成为城市里的农村人。有的虽是农业户口，也还生活在原来的居住地，但土地被征用，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有的“日出进城，日落返乡”，重复着“钟摆式”或“候鸟式”的生活方式。而同时，城市社区居民的人员结构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向，大批外来民工涌入城市社区，成为新城市一族。城市化，最终将成为人类的归宿，原来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旧体制，已遭受了现实的强大冲击。因此，我们的立法人如果还秉承着传统的理念涛声依旧，那张旧车票，势必难以登上已经到来的汽车新干线时代。（林红梅）